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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链条”******

　　李忠勇

　　每年“两节”期间，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一些人选择网络赌博作为消遣。殊不知，这种消遣方式轻则造成钱款损失，重则引发法律风险。

　　近日，公安部披露了2022年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成效：全年共侦办跨境赌博相关犯罪案件3.7万余起，打掉网络赌博平台2600余个、实体赌场1100余个，打掉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2500余个、非法技术服务团队1200余个、赌博推广平台1600余个，一大批犯罪嫌疑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赌博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有些人把维系生活的钱款用来赌博，赌输之后，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些企业主挪用资金进行网络赌博，造成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还有人在赌输后，实施盗窃、诈骗、抢劫等犯罪……由此可见，赌博不仅违背社会公德，毁掉个人和家庭幸福，而且还会涣散民族精神，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各种犯罪，威胁社会安定，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超越时空的跨境网络赌博活动也不断扩张蔓延。同传统的线下赌博相比，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案件不仅涉案人员多、金额大，而且服务器设在境外，以类似传销模式运作，容易导致聚集参赌，且具有隐蔽性强、跨域性广、技术性程度高、组织结构严密等特点，致使案件查处呈现出侦查难、抓捕难、取证难、治理难的特点，给公安机关的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并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2022年，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继续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犯罪，系统治理涉赌黑灰产问题，摧毁了一批特大跨境网络赌博团伙，侦破了一批重大案件，打击治理工作整体呈现压倒性态势。最近，安徽宿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3名，涉案流水高达2亿元；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涉案赌资逾亿元的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

　　虽然跨境赌博犯罪集团遭受重创，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跨境网络赌博的生存土壤尚未彻底铲除，必须坚持多措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坚决斩断跨境赌博犯罪的“链条”，不断将打击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净化社会环境。

　　首先，要实行综合治理，齐抓共防。网络赌博涉及方方面面，单靠一两个部门治理难以奏效，因此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健全机制，多管齐下，有效治理跨境赌博犯罪生态。如加强全民拒赌反赌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拒赌反赌意识；公安、网信、银行、工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互联网站的许可备案管理，及时封堵处置跨境网络赌博网站和应用程序等，形成防范打击整治网络赌博活动的合力。

　　其次，要全面挖掘涉赌线索，加大侦查打击力度。各地各级公安机关应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网络监控巡查、深入公共场所摸排等多种渠道，全面搜集挖掘获取网络赌博案件线索。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对涉赌者的真实身份、资金流向、赌博网站设置地点、组织结构等进行全面侦查，并加强案件研判，从而达到“一网打尽”的效果。

　　最后，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提升打击效能。跨境网络赌博案件具有跨地域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域协作机制，加强禁赌国际合作，加大境外执法合作和追逃力度，这样才能彻底摧毁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集团，从源头上斩断跨境赌博犯罪“链条”。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